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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就义兵食对
崇祯戊寅年(公元1638年)三月,皇帝亲临左顺门,召集选拔出来的官员询问解决军饷和粮食供应的策略。曾就义回答说,“百姓之所以困苦,主要是因为官吏不够廉洁,倘若地方官都能廉洁奉公,即使稍微增加赋税以支持军费开支,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”皇帝听后非常赞赏,将曾就义列为首位。不久后,朝廷果然增加了剿饷和练饷的赋税。
黄道周认为军饷无需另寻来源,而曾就义则主张通过加派赋税来资助军需。君子和小人在道义和利益上的区分便体现在这样的观点差异上。然而,曾就义的一席话恰恰符合皇帝的心意,因此被提拔为第一,从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喜好和倾向。
杨嗣昌论荧惑
崇祯戊寅年(公元1638年)四月己酉日丑时,火星与月亮的距离仅七八寸,随后它逐渐退行至尾宿,并渐渐移入心宿的位置。兵部尚书杨嗣昌上奏称,“自古以来天文异象如月食五星的现象,在史书中屡见不鲜,但关键在于观察这些现象发生的时代背景。汉元帝建武二十三年发生的月食火星事件后,第二年呼韩单于归顺并来到五原边塞;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时,皇后马氏以其美德影响整个后宫;明帝还把功臣画像陈列于云台。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之后,同年田兴以魏博之地归降朝廷。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,月掩荧惑,次年发兵攻灭北汉,继而征讨契丹,却连年战败。如今月食火星发生在尾宿附近,这在占星学中分别象征朝廷内部以及国家外部,皇帝若能修养德行、追求和谐,定能使国家虽遭受灾却不至于受害。”
给事中何偕(此处有笔误,应该为何楷)对此提出异议:“引用古代观点指出月相变化应当审视刑法是否得当,并强调礼仪缺失会导致天象示警,尤其是火星异常,若要真正修正刑法,首先应当重视礼仪;而真正重视礼仪,也离不开对刑法的整饬。杨嗣昌列举诸多历史案例,出处在哪?他之所以说款塞,是想借此推广通商和招抚政策;之所以说元和,是想推广抚的政策。他说宋朝太平兴国年间连年战败,是想为他不敢用兵的策略找借口,牵强附会甚至夸大其辞。他特别强调的关于永平皇后的叙述,在奏章中反复提及,让人难以理解其确切指向何处。”杨嗣昌再次上疏为自己辩解,只提到科臣在国家危难关头中伤他,却不再提及通商、招抚之事。
户部主事李凤鸣则提出:“火星逆行并非罕见,而是常态,并非预兆什么重大变异。”给事中解学尹批评李凤鸣的言论过于阿谀,实际上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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